编者按：这里选登的是印裔英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于1996年和1999年分别就其《沼泽最后的叹息》和《她脚下的大地》两部作品接受采访的记录。虽然仅相隔三年，但两次接受采访时作家的状态毕竟已大不相同：三年前，因《撒旦诗篇》一书而被霍梅尼判处死刑的拉什迪一直东躲西藏，行踪不定，像鼹鼠一般生活在地下；三年后，追杀令撤消，一朝重获自由身的拉什迪，又是何等心境！两篇访谈录对照着读，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吧。
你怎么会变得对语言如此着迷，又对词语如此敏感的？
我想这基于在我成长过程中我周围的人都好戏谑语言的事实。我家人就都有这癖好，但是，我想这是孟买的典型特征之一，也许还是印度的，人们运用语言有一种灵感。大多数印度人都会数种语言，如果你留心一下市民的演讲风格，你会发现它极富个性：一个句子用第一种语言开始，第二种语言陈述，而结束时却又是第三种语言。这是戏谑语言造成的有趣而又自然的结果。通常，你都能找到最恰当的措词。
当我写作《午夜的孩子们》时，我正试图用明显不同于正统英语的印度英语陈述的方式来表达。印度就像美国、爱尔兰、加勒比海地区和澳大利亚一样创造了自己的英语。但是，尽管每个印度人都说这种英语，在我开始写作时，还没有哪一个人有足够的信心把它当成一种文学语言来使用。当他们开始写作，他们会用那千篇一律的典型的福斯特式的英语来完成，丝毫不用他们平常说话的方式。
你在《沼泽最后的叹息》中玩的一些词语，如“killofy”、“bide－o”等，是不是这种印度英语的典型用法？
啊，这些都是生造的，我依稀记得我的一个姐姐经常这样使用。我想做的是避免完全照搬印度人的说话，而是去虚构一个家庭和它的口语习惯。每个家庭都有它自己的词汇，自己的习惯用语。
对于一个家庭究竟能被语言主宰到何等程度，我一直很感兴趣。它包括口语习惯、家庭词汇，这些都属于叙事的习惯；每个家庭都有它自己的故事。事实上，你可以争辩说，那些家庭本身故事的采集是家庭的确切定义的一部分。当有人加入一个家庭，比如孩子出生、因婚姻而被接纳，他们逐渐地被告知家庭所有的秘事。于是，当你知道了所有的故事，你就完全属于了这个家庭。
我知道你对有关追杀令的提问很反感，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你怎样讲述这个你是主角的故事？
姑且就把它看成是一部关于拉什迪的糟糕透顶的小说吧。并且，相信我，人被置于其中是多么的讨厌。我保持着日记的习惯，我用自己的方式与正在发生的一切交谈，有时是简略几笔，有时是详尽记录。只要我想用其中的一天当成一本书的雏形，我就强烈地意识到：它不会是一部小说作品。
为什么？
因为，我想这件事的关键在于它是真实的。它不会像小说那样有趣。更令人沮丧的是我必须严守许多秘密，我不习惯于作为一名地下人物生存。对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我反而不能回答了，就这么古怪。你问我明天会去哪儿，我就不能说。所以，你讲述了这个故事，所有的秘密就大白于天下了。
你认为你安全吗？因为你不能承受恐怖到永远。
也许安全，也许是个让事态延续的残忍的决定，你知道，地狱随时随地在身边等候。我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本能。最后，我就会想，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这样去做了。通常，我都比我的警卫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
这种担惊受怕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它从来不会产生类似害怕的感觉，它感觉上更像是迷惑、慌乱和混沌，当然，这些对写作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情绪。所以，它暂时让我的生活出轨了，我想，我必须回到轨道上来。如你所知，有小说、短篇小说、儿童读物、散文及能让我可乐的事物。我喜欢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就像是室内乐，而非完整的管弦乐队。
写作《沼泽最后的叹息》你用了多少时间？
大约5年，断断续续的──因为我被卷入了政治运动的缘故。五年，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午夜的孩子们》写了五年，《撒旦诗篇》也写了五年。
当你写作时，你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计划？
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计划中的结尾和目前的结尾就截然不同。这次我对结尾的含义很确信，它非常的丰富，因为它意味着我可以如愿地游手好闲，我可以把它构思为一部小说，只要我不要无视我必须涉及的现实。我也有些想写的事。我想写香料贸易。我想写科钦（印度的一个城市），因为我在80年代曾到过那里，它对我影响非常大。
都有哪些影响？
那是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但是，那是第一印象。在科幻小说中，人们谈论着人类种族和其他种族之间的第一次接触，科钦就处在印度和西方接触的前沿，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科幻的一种，两种类型的相遇。所以，这两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你可以称之为我的主题。
我曾留意过一些观点，即欧洲人第一次来印度并非是为了征服，尽管后来它变成了征服。他们是来寻找胡椒粉的。去思考这段从胡椒粉生长物开始的难以置信的历史，在这部小说中占了超过一半的篇幅。
你在作品中采用了许多特殊的文化内容，你是否担心读者会因无法理解你所想表达的而被抛弃？
不会。我只是当成调味品来使用。我是指，我可以读许多来自美国的书，但是我还是不会用俚语。美国作家假想整个世界都讲美语，但事实并非如此。而美国的犹太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加了很多的意第绪语，有时候我都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
读到你不明白的话本身就是件有趣的事。就连孩子们也喜欢这样。任何一位伟大的儿童作家都会告诉你一件事：如果那些专门针对儿童开发的图书中有些比他们稍“大龄”一点的词汇，他们会很喜欢。所以，他们一碰到怪异的词就感到兴奋。如果你在故事中用“饶舌”来形容一个小女孩，它就比“健谈”好多了。于是，一些小女孩读了这书，当她姐妹正在夸夸其谈时，她就会说，“不要这样饶舌好不好。”这就成了她语言宝库中的新武器了。
你认为死亡的意识对我们是否会有所促进？
没有真正地改善。一旦这人提高了，那人就没有改善。有些人一直对死亡的意识麻木不仁，而有些人却一直用它来指导生命。
它对你有什么影响？
追杀令使我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思考它。我明白我肯定会死去，同样，你也一样。在这段追杀令下的日子里，我想的很多的一件事是，在此期间颇有一些我非常关心的人去世了，他们和我年纪相仿，他们并没有什么死亡判决书之类的。他们就死了，因为肺癌、艾滋病，等等。它告诉我，你不需要追杀令，这一切也会发生。这也是我认为这部小说中有一种紧迫感的原因。它讲述了一个家伙生命加速成长的故事，这不能用我们惯常的时间概念去认识。
你认为目前对《撒旦诗篇》的理解比刚出版时好些了吗？
对。你必须等广告都平静下来之后，才能知道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是种致命的自相矛盾的观点，因为你需要些热闹把读者吸引到第一地点来。然后，热闹就烟消云散。
是因为人们最终是要自己阅读它吗？
嗯，人们当然不会在买它的时候就读它。我想，作家们经常犯一个错误，我们想，“每人都买我的书，每人都读了我的书。”而实际上，你听到的却是，“我当然买你的书，但是，我是为假期准备的；我买了你的书，但是，我现在忙得读不了任何书。”人们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找着空闲的时间。
小说在当前文化中并不被认真对待，而你们对此却比大多数人更关注。因为小说的内容被宣判了死刑，你认为究竟对小说应该有多认真？
非常认真。我想关于“小说是生与死的关键”的想法并没错。观察一下历史和文学，这并不是就只有我。小说一向就是这样被对待的。它并不要紧，但对作家来说就糟了。
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写一部关于摇滚的小说？
首先，我正对摇滚入迷。其次，在这些年中，我对他们中的不少人相当了解，这给了我一个信心：我可以胜任此项写作而不至于糊弄自己。
我刚开始是想写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一个当代版的俄耳浦斯和欧律狄克经典神话。于是，我就想：俄耳浦斯是个歌手。我又想让它尽可能地贴近现实世界。如果它是关于音乐的，我想这就能让我进入现实世界更容易一些。如果我只是想写一部关于摇滚乐的小说，或是有关摇滚事宜的，那我的兴趣就会锐减。
在我的书中，我一直在探寻的是：那些与大众文化生活交织在一起的人物——也包括我在内——的私人生活。
你是否认为正是因为名人文化的某种变形才导致了对名流的内心生活描述的困难？
写出这样的人物并要读者感到某种相似，确实有难度。很显然，他们都有自己的隐私生活，但是要按他们那样构思是不可能的。在声名显赫之下是普通生活的巨大扭曲，那些非常坚强和坚韧地生存着的人通常都在疯狂中严守着人类的天平。但是，这很困难。
是什么令你对个人生活和文化大乐章之间的关系如此兴趣盎然？
如今，我们无法像简·奥斯汀笔下的人物那样把个人的生活从公众领域中分离出来。公众领域已经渗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关于一个人的气质决定他的命运的老观点在我看来已经不再真实。炸弹砸着你时从不会停下来问你是否正在享受美好生活。各种各样我们正在失去控制力的因素都会影响我们的命运。
它们经常不真实吗？
不，我不这样认为。战争曾经是一件你可以隔山相望的事。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每个人都会被席卷在内。马来西亚现在局势动荡，全世界的人们都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历史和我们个人的生活正在以它们惯常的隐秘方式彼此伤害。所以，它经常吸引我去展现个人生活对大文本的反抗。
许多时下的小说都没有太多反映这些。媒体怎样充斥你的生活以及给你的生活带来许多不搭界的东西，作者们在作品中就没想过要去展现。
的确如此。我认为在目前的年轻一代作家之前还有好多代作家，他们都有很强的历史和政治责任感。在美国，品钦、梅勒和罗斯，这些作家都有和丰富的个人偏好一样的公众心，这就是我认同的美国文学。
我和雷蒙德·卡弗交情不错，他也是那种完完全全的别具一格的作家。当然，他的作品从来不和历史或政治沾边，但是，因为它对人类天性的深刻理解，这反而就不重要了。所以，我想那些我景仰的作家经常像关注个人一样关注公众，但又不是总是如此。我在创作这本小说的时候又重读了《在路上》，我确实感到：它实在太好了！你不能再比《在路上》更非政治化了，真的。它讲述了一个流浪汉的故事。
我认为凯鲁亚克是把它看成是一种政治行为的。
我知道，他这样做了。但是他错了。然而，这本书作为书籍和一种态度，确实已经支撑起来了。看到这一点我很兴奋。自打二十岁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读过它。我能理解它何以能吸引二十岁的你，但是，我都五十好几的人了却仍然为它吸引，真让人感到有趣。同样，海明威的政治倾向就不是很好。对他来说，津津有味于斗牛和少女，也许会更好点。就我而言，我想这和我学习历史的经历很有关系，而非文学。无论我写什么，或我写谁，我都一直在寻找那正在砰砰作响的历史之门。
要写出当下生活的一大困境是，你不得不写到电视。许多小说家都感到他们都无法回避因写作而带来的莫名的枯燥。
《撒旦诗篇》中专门有一章用来描述电视是什么及怎样看待电视。它变成了那本书的中心。在戴安娜王妃去世之前我就已经拟好了这本小说的提纲，所以当那事件发生时，当这巨大、半真实半媒体的事件接踵而至时，我确实被震惊了。我已经把它写进去了。于是，当然，我不得不吸收，或是说努力去吸收在她去世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在这事的余光照耀下重新构思和写作。
这部书中的一个人物谈到了反馈圈。在戴安娜死后五分钟，很显然，人们在感到吃惊的同时也被一种巨大而自然的悲哀所笼罩，包括大部分媒体。没人料到影响会如此之大。但是，这一刻是真实的，非媒体的事实已经被认证，在48小时内，媒体关注的分量重重地作用于它，并创造了另一个现象。与通过那完全紊乱的传统方式认识相反，人们都在电视中看到了一切。事件本身成为了价值所在。这就是反馈圈。如今，由于大众通讯的高速，使得反馈圈越来越紧，以至于要把事件从媒体对它的反映中分开来是如此之难。
写一个关于摇滚乐的题材的小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中的一个麻烦就是摇滚世界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非常腐朽的，千真万确。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是如此。世界上很多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我试图认真地把它当成检验我们生活和时代的手段来看待和把握。所以我给了它最好的肖像：更像是鲍勃·狄兰而非芒齐斯——你明白我说的吗？只是因为周围有太多的芒齐斯，狄兰却不多。而麻烦的在于既没有炫耀它停留在摇滚的层面上，也没有把它提高到应该停留的水平面上。于是，问题出来了：有多粗俗？很明显，它必须有一种客观的、健康的粗俗在里面；否则，它成之不了摇滚。那非常困难，就像刀刃。当然，同时还有一个麻烦就是我必须生造一个并不存在的摇滚乐队，且我已说过，它曾发生过石破天惊的大事。
不仅仅这些，而且它是一个印度的摇滚乐队！
早先，我想这是一个让任何人都忍气吞声的困难的命题。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残忍的命题竟然很快地完成了。
你不止一次地提及了鲍勃·狄兰。他对你来说如此重要吗？
很重要。狄兰对我的重要性在于我和保罗·西蒙都认为他是过去的数个年代中最伟大的歌曲创作者，胜过列侬和麦卡特尼。我依然深深记得当我还在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里念书时听狄兰的歌时所受到的震动。我从未听到过任何其他像他这样写歌的人，如此的令人印象深刻而又充满野性，完完全全地通过他的歌词和歌唱表现出来。与所有的民谣歌手不同，我在大家都极力反对狄兰加入插电的行列时喜欢上了“BlondeonBlonde”。我认为这是我曾听过的最好的专辑之一，时至今日我也这么看待。还有“BloodontheTracks”。
维纳有一种那个时代从事摇滚乐的女性无法达到的高度。
没错，的确如此———那是时代的无心之错。维纳的职业和麦当娜这一代也许没什么不同，但和她所处的那一代颇有些差异。
维纳是真正的女主角。《沼泽最后的叹息》中的奥萝拉是另一个。你从什么地方想出你的女主角？
我在一个非常女性化的环境中成长。我没有弟兄。在我的家庭中有数目惊人的妇女，男子却很少。她们都非常吵闹，就像在戏剧中一样，如果你要让人听到，你必须大声说话。我不久也发现了印度妇女的端庄和沉默寡言，这在西方更显著。当然，我们家不是。我是指，在我们家里没有一个女人会接受一宗包办婚姻或同意她不许工作，把她一个人撂在那里她会干出很多古怪的麻烦事。所以，事实上，于我来说，写这样一个角色要比写一个非常端庄的容易多了。
维纳还坚持要按她的方式来进行性爱。
哦，这和我了解的任何人都离得太远了。我当时正在考虑这个爱的命题。当我们想到爱时，我们事实上都把它用各种甜蜜的事来充实它——如你知道的，幸福啦，信任啦，天长地久啦，等等。它被期望能持续到永远，被期望能带给你幸福，你也被期望能承受这一切。好了，能否设想一下这一切都不真实？设想它给你带来悲惨，它没了持续的必要，你也不再相信它？它又将怎样？
它还是爱吗？
它还是爱吗？我想答案是“是”。我考虑的纯粹是原始的东西，关于情感本身，激情并不能导致信任，同时它也不能直接指向幸福。它也没有忍受的必要。同任何人一样，我也曾有过充满激情的爱情，但最后都是悲惨的结局，我不再信任任何近在咫尺的爱。
这些都是从你对爱的定义出发的。
我只将它放在情感和肉欲的深度上来理解。唯一的事实是，它可能是爱。
像福尔摩斯，你排除了其他的种种可能，而这些正好是你所遗忘的。
的确。当你确确实实拥有时，你才认识到它究竟为何物。就像维纳所说的，结婚并不重要；它证明不了什么。爱让你不得不每天都在醒来时便去怀疑自己是否还拥有爱。这是一个暂时的契约，如果你幸运，你可以无止境地更新。但是，它又是一个断期的契约。它突如其来，又不辞而别。
谈谈你崭新的公开生活……
它说不上是新生活，只不过来得晚了一些。它还尚未恢复正常。如果我们是在《沼泽最后的叹息》出来时开始这次交谈，那我们肯定需要很多的警卫措施。如今，这只不过相对是一场邂逅而已。所以，这就是进步。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如今，我只想对人们说：让我回到正常生活中吧！
十年时间是那么的长！
是很长。我也过得很充实。附带说一句，形势和十年前已经迥然相异了，人们也没必要再那样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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